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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传寿:我的考试“三部曲”

2019-06-24 19:32:00来源:
  
  一、赶考
  每到一年一度的考试大忙季节,我总会想起自己当年赶考的时光。虽然这时光已经过去将半个多世纪,可当年自己考大学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回忆起来,虽然清苦多多,倒也趣味多多。
  由于爸爸妈妈四十多岁才生下我,1964年我高中毕业时,他们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多病。尤其是母亲罹患癌症两年,生命垂危,正在死亡线上挣扎。高二高三两个学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伺候母亲。毕业考试前夕,才匆匆赶到学校。要拍毕业照了,我竟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记得拍照那天,在我们班上实习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孙老师看到我的衣服太破旧,就笑着说:“夏传寿,报考志愿表上的照片是给大学招生人员的第一印象,而且这些招生人员往往“以貌取人”的,你这英俊的小伙子穿这衣服拍照,太土里土气了,这怎么行?”于是他主动拿来他崭新的西装和雪白的衬衫给我换上,让我这个乡巴佬小子焕然一新,惊喜和羞涩得脸红扑扑的,拍出来的照片果然精神焕发,“不同凡‘相’”。
  说出来现在的年青人难以置信,高考报名时,我竟然穷得连一元钱报名费一下子都拿不出来,多亏恰巧来看望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帮我解了燃眉之急。你知道那时的一元钱意味着多少吗?那时候的一元钱可几乎是我一个月伙食费的五分之一哦。因为我们住校生那时候一个月伙食费就五六元钱,我是全县两个高三班七十多人中唯一享受全额5元助学金的最贫困的学生,也就是说在校伙食费几乎全由国家包了。那时候我们住校生一周当中,只有每周四中午才有一样荤菜“加餐”。
  盛夏之际,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皖南大学(即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参加高考。去时还是赤日炎炎,谁知三伏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到考试的那几天却一直是阴雨绵绵。我没有凉鞋、胶鞋,只穿去一双旧布鞋,要留了晚上洗脚后穿。白天只好打着赤脚进大学考场。书面考试时问题不大,大家都坐在教室里面答题,谁也顾不上谁,没人发现我光着脚。最难堪的是外语口试,当主考老师喊到我的名字时,我光着个脚丫子,跨进那神圣的殿堂,反差实在太大。不过,口试的效果,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到外语系,不知是否与赤脚有关——后来才知道,因为自己的语文考得更好些,而被录取到安徽大学中文系。
  我们那时候高考文科语文试卷分值是200,相当于“两门”,分两场考,各100分。一场是文言文翻译,那年考的是两篇短文。一篇说的是小孔成像,已经记不清楚选自哪里了。
  另一篇选自司马光《资治通鉴》: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这段文言文中的“哂”可把我难住了,因为从来没有学过,足足想了几分钟,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只好把“上哂之曰”说成“皇上哂着对他说”。
  这场考试我28分钟就交卷了(那时候还没有半个小时后方可交卷的规定),以致我走出考场时,带队高中老师还以为试卷很难我不会做(后来到大学后才知道考了87分)。得知我自我感觉不错时,还“罚”我跑到中山路买些吃的来,给来不及吃早饭或早饭吃不下的同学准备着。
  我们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可有的考生写的却是《草稿纸》,文章大谈纸的历史和功能。听说刚开始,这令阅卷教师大惑不解。待改到后来,发现以此为题的还大有人在。阅卷老师们经过“会诊”,终于发现毛病所在:原来那年高考,作文不准自己带草稿纸,要求考生在试卷上打草稿,然后和誊抄的作文一并上交,因而作文试卷纸一分为二。前边印的是“草稿纸”三个字,示意考生在这里打草稿;后边印的才是作文题《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谁知竟有不少同学摸不着坟包就乱磕起头来,就误以“草稿纸”为题而做起文章来。这些文不对题的作文,最后的得分之低可想而知。
  《干菜的故事》写的是某年发生在灾区的故事:支援灾区物资征集部门的同志,在汇集整理各地的捐献物资时,发现了有些干菜的包裹里居然夹带着一块块腊肉――需知那年代这可是珍馐哦。这故事表现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精神。我确定了文章的主题后,构思了自己文章的框架:诗歌开头,诗歌结尾,中间夹叙夹议抒情。谁知坐在偌大的大学阶梯教室考场第一排的我刚刚打好开头的四行诗草稿,正准备拟写中间部分时,一位监考老师用手指点点我的卷子上作文要求事项。我看到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写成诗歌”时,明白了这位陌生的监考老师朋友的良苦用心。我向他微笑着点点头,他也向我微笑地点点头,我们心照不宣。尽管这位好心的老师的这一小小的“作弊”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惠,可我还是心存感激。
  也许正是自己那篇“独出心裁”的作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的高考,使得我顺利地被录取到第一志愿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呢!
  
  (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
  要开学了,我连从当涂到芜湖(五毛钱火车票),再从芜湖(裕溪口)转车到合肥(一元二角火车票)的路费都有困难。还是由地方政府和学校共同解决的。
  上大学期间,我继续享受着全年级最高的助学金13元和生活补助费2元。这就是说,政府不但将我的伙食费全包,而且每月还发给我2元零用费。寒冬腊月,学校还发给我部队同志捐献来的军用棉被棉衣以帮我御寒。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真正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培养我上大学的。
  
  (大学毕业照)
  二、监考
  俗话说得好:做田的怕拔草,念书的怕赶考。要问我成了教书匠以后怕什么,告诉你吧:怕监考!
  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迂夫子,又特别信奉“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一信条”故而一堂考试两三个钟头,除了偶尔下位巡视一下以外,就一直这么端坐在座位上,不能看报,不能答题,不能讲话,不能打盹……你说有多难受,有多难熬。
  不过,考场上偶然发生的点滴趣事,倒也给枯燥的监考生活带来些许乐趣。这里,在记忆的海洋中拾掇几朵浪花——
  有一年,政治试卷上有道题目是默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好家伙,光“三大纪律”加“八项注意”,就是十一项,每项两句,就有二十二句了。外加引言、过渡和结尾十句,一共三十二句,要完整地默写出来,真还不容易!
  嗬,那场考试的考场里可热闹啦——考生们竟然唱了起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成何体统?我们监考教师当然不容许他们这样。可考生们说这道题答案太长,不唱,默写不出来。老师们设身处地地想想也是。后经请示,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即容许他们默唱(只准动嘴,不准发声)。这样,既解决了考生答题之难,避免了他们作弊之嫌,又开脱了监考老师监考不严之过。
  还有一年,已经记不得那场是考什么了。只记得是一天上午,开考没多久,有一个考场的好多考生,陆陆续续地不停地上厕所。按照监考规则,一般情况下考场中的考生是不容许上厕所的,即使要去,得由监考老师陪同前往。可一个考场只有三名监考老师,正常情况下每个考场每次只容许一个考生上厕所,由一名监考老师陪同。可这个考场,不停地有人去方便,三个监考教师都去陪同也忙不过来。总不能教室里一个监考的都不留吧。于是请来考务的老师帮忙。
  经过询问,上厕所的同学都是来自乡下的同一个学校、在同一个小旅社住宿、就餐的,很可能是他们早上吃了不洁食物引起腹泻了。考点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意买来很多卫生纸,调来多名老师,带着卫生纸陪同内急的考生“上一号”。那场考试好不容易结束了,那个考场有的考生调侃地笑道:将来等我的儿子长大赶考时,一定要告诉他,“你知道你老子当年赶考时受的是什么罪吗!”
  三、阅卷
  我家里珍藏着两张全家福,这是四十年前的珍贵照片。       
  每年六、七月份,都是考试、阅卷的大忙季节。每到此时,我总会拿出这两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看看,边看边想,想想自己第一次参加高考阅卷的往事――
  “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门紧闭吹不开。”这是1977年流传的一首打油诗,记述的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面对重重困难,锐意改革高考招生制度的事。当年就是邓公提出的“恢复高考”一锤定音。
  于是,十年动乱后的一九七七年,全国第一次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虽然我是“文革”前已经考入大学的“老大学生”,但是从祖国命运和前途着想,从千百万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的角度着想,自己还是兴奋得夜不能寐,赋诗道:
  中央决定复高考,知识青年拍手笑。白天战天并斗地,夜晚擦枪又磨刀。
  一颗忠心红又红,两种准备牢上牢。身居乡村小茅屋,心怀四化大目标。
  于是,十年中积压下来的570多万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男女,从车间、从农田,从军营……走进了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考场。因刚刚拨乱反正,受时间、教材、考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考试不便全国统一进行,而由各省、市单独组织安排命题、考试和阅卷等一系列工作。
  我们安徽省集中在江城芜湖的一座农业学校的校园统一封闭式阅卷。笔者当时在皖南山区广德县誓节渡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有幸被抽调参加这一神圣的工作。当时我虽教书已近十年,可参加高考阅卷还是大姑娘出嫁――头一回。当时所在的学校也是第一次有幸派员参加这一神圣而又神秘的工作。所以,自己和学校的领导、同事的自豪感和高兴劲溢于言表。
  妻子替我精心准备了行装,还奢侈地花了半个多月的工资特意买了条当时流行的毛料裤子给我换上。临走的那天,她挈女将子,送了又送,叮嘱了又叮嘱。学校的老师还特意用全校唯一的一台“海鸥牌”120相机给我们拍下了这两张全家福。
  
  (四十年前妻儿送我去阅卷时留影)
  到了芜湖,我们就被“关了禁闭”,吃喝拉撒睡和阅卷工作都在一个地方。那年头普通老百姓还没有手机,连固定电话也不多见。好在有来自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的数以百计的男女老师朝夕相处,倒也不觉得寂寞和孤单。
  阅卷的揭幕仪式――动员大会上,省教育厅领导给我们讲了许多思想重视、注意保密等“大道理”,有关专家和负责人又讲了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在阅卷场所,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们上班时间紧张地阅卷,茶余饭后便轻松地交谈阅卷中遇到的奇闻趣事。
  记得我被分工批改作文,100分的语文试卷作文占70分(还有一小段文言文翻译10分和现代文内容20分)。
  因为是取消十年后第一年恢复高考,全国各省市命题专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30个省市光作文题就有五六十道(有的省市拟了两道甚至三道)。我们安徽省那年的语文试卷上的作文题是两道(考生任选一道):
  1、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语出叶剑英《攻关诗》)谈起(1977月7月刚开过全国科技大会。)
  2、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华国锋接班。)
  那年的作文题虽多,但大同小异,政治色彩比较浓,大多是紧跟形势,大唱高调的。其他省的作文题有不少都类似安徽的作文题。口碑较好的是浙江的题目:《路》。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浙江作文题《行走在消逝中》在网上又以高票紧随全国卷I《摔了一跤》位居榜眼。不过安徽的题目《提篮春光看妈妈》也夺得探花。
  那一年,参加高考的人几乎都是在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仓促上阵的。从1966年至1977年,绝大多数城镇户口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农村户口的则回乡务农。国家一决定恢复高考,有资格报考的人蜂拥而至,甚至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携手同进一个考场,一块来挤“独木桥” ,来跨越这道“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水岭”。于是乎,考生的年龄和文化以及反映在答卷上的水平都参差不齐。
  一天,理化组的阅卷老师告诉我们,他们今天改到一份卷子,上面一个题也没答出来。不过这位考生倒也颇有自知之明,自己已在卷子上画好了一个大鸭蛋,而且画得阴阳面分明,立体感很强。更有趣的是鸭蛋旁还题了两行字:
  阅卷老师辛苦了,送个鸭蛋来慰劳!
  又一天,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一份卷子上发现了一首题为《答卷有感》的打油诗:
  小子本无才,老子逼我来。考试干瞪眼,鸭蛋滚滚来。
  此诗一经传出,迅速传开。有的教师还欣然命笔,和诗凑趣。其一《答某考生》:小子尚有才,无才写不来。回去好好学,明年重新来。其二《阅卷有感》:老朽本无才,头头逼我来。若无好酒菜,明年不再来。
  十多天的阅卷生活是紧张的,也是愉悦的。
  
  令人遗憾的是和谐的乐章中也有不和谐的音调。阅卷开始几天后的一天,阅卷场所突然引起一阵骚动。只见有些老师从阅卷教室出出进进,空手出去的老师回来时都背着个草绿色军用布包,里面装得饱鼓鼓的。其他老师好奇地一看,原来里面有酒和茶叶。听背包的老师说,这是他们县有关领导专门看望阅卷老师而带来的礼物。他们县的老师人手一份。
  好家伙,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样一来,其他市县的老师吵吵嚷嚷起来,羡慕、赞叹人家之余,都纷纷要求自家的带队人员向家里领导反映,也来慰劳慰劳自家的老师。后来果然来了好几拨慰问使者。
  原以为这是尊师重教的好事,谁知道那个县的慰问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来搞鬼的。后来听说,那年那个县有某某领导的孩子参加高考,他是特意前来面授机宜,示意和安排阅卷老师作弊来的。听说涉及这次作弊的人员达17人之多。这些人胆大包天,简直是骇人听闻。
  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后来听说参与作弊的所有人员,根据其作弊情节轻重,分别受到党纪国法的的应有处罚。有个中学校长,被罚当了学校打铃的临时工,真不值得哦。
  高考,尽管也许还存在着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过,愚以为,总的说来,它还是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况且有关部门和人员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改革和完善它。因此,它仍然不失为选拔人才的一个很好的形式,起码在目前看来。
  
  光阴荏苒,转瞬不觉已经逝去几十个春秋。其间,本人不知又参加过多少次多少种的阅卷工作,又耳闻目睹过多少件多少类的奇闻趣事。虽然不少已经忘怀,可一九七七年的那第一次阅高考试卷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我时时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十年蹉跎岁月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一定要多多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
编辑: 郑柱子

夏传寿:我的考试“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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